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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9月9日，察哈尔读书会第35期在察哈尔学会北京适园举办。本次读书会聚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始院长、教授李永辉的译著《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本书从非官方、多层次、跨领域的综合视角出发，解读如何通过多轨外交协同努力，构建可持续的和平机制，是一部系统拓展传统外交理论、深入探讨和平建设路径的重要著作。

　　本次读书会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1.多轨外交的多样性与缔造和平的目的性之关系；2.多轨外交的美国经验与中国实践之关系；3.中国多轨外交或公共外交与和平建设的展望。

　　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始院长、教授李永辉领读。科技部科技外交专家委员会中荷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原主任、前驻荷兰使馆科技参赞苏光明，亨利·杜南人道主义对话中心高级顾问薛晓东，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张历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运成，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后导师兼国际交流处处长刘波，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马文生等担任与谈人。

　　李永辉教授首先介绍了《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一书的写作背景。该书写于冷战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期的特定历史语境下，与美国彼时的权力巅峰及其国内经济乐观氛围密切相关。作者充满对和平实现路径的理想主义期待，希望通过政府、非政府、商业、平民等多轨协作构建和平。李永辉教授指出，阅读此类著作应结合解释学与诠释学方法，既尊重原著对和平、外交与方法的系统性框架，也需结合当代现实进行批判性超越。如今国际社会频频地缘冲突挑战，书中倡导的多轨外交实践性、操作性价值更显重要。

　　李永辉教授认为，本书虽形式上略显单调重复、可读性稍感不足，但更具开放性与话题性，反而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其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也为当代和平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考。本书最重要的意义不在其学术性及思想和理论的深刻，而在于其提出了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定位自身角色、探索实现路径。书中提及的九轨各自成独立的世界，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

　　李永辉教授指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态：一为“和平麻痹”，即因长期和平环境，部分群体视此为理所当然，学术界也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现象；二为“和平疲劳”，即年轻一代对战争缺乏切身认知，甚至在长期和平中产生倦怠感与非理性的战争冲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李永辉教授强调，和平议题虽探讨艰难却愈发紧迫，我们应保持理性希望，放弃幻想但不放弃努力。

　　张历历教授回顾了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战争法》作为国际法与外交学起源的历史地位，并指出当前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博弈依然显著。他以刚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为例，强调多边外交思想在捍卫公平正义方面的现实意义。

　　苏光明主任强调，经济外交与人民往来已成为当代外交主流，多轨外交在当下尤为必要。外交思想需与国情相结合，科技外交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许多全球性议题依赖科技解决方案，但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也正撕裂全球科技治理体系。

　　薛晓东顾问分析了二轨外交的作用，指出当一轨外交受阻时，二轨等非官方渠道往往能发挥重要补充作用。现职官员亦可参与二轨对话并以个人身份发言，高级别官员常派遣代表出席。他以中美战略核关系对话为例说明了这一机制的实际运作。

　　刘波所长聚焦主场外交与城市对外交往，介绍北京通过建设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雁栖湖国际会都等基础设施提升国际交往能力，但也面临后期运营维护压力。他提到通过在大城市建立国际组织集聚区、提供免费办公场所吸引国际机构落户，同时建议友好城市交往应从“僵尸性友城”向基于产业地图的务实合作转变。

　　张运成副秘书长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内涵丰富，根深叶茂，中国实践不断深化，全球意义持续彰显，学理化、学术化构建步伐应积极跟上；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经济外交、经济外宣要结合四大倡议推向全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世界现代化；并探讨了举国资源体制用于经济强国、金融强国建设新的可行性，以及中国后发优势和先发优势相互促进的问题。

　　马文生副秘书长结合察哈尔学会和自身工作实践，总结了多轨外交理论的实际应用。作为非官方的行动型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涵盖了《多轨外交》一书所列九大轨道中的八个轨道：非政府/专业人士，商业，平民，研究、培训和教育，社会行动、宗教、资助、传播与媒体。未来应继续在多轨外交框架下加强人文、宗教、经贸在内的多元公共外交实践。

　　李永辉教授总结道，和平问题重要性的上升凸显了多轨外交的价值。外交自带的和平属性与战争形成鲜明对立，而《多轨外交》一书所提出的九轨框架，正系统性地将不同领域力量汇聚于缔造和平的共同目标。他指出，多轨外交本质上是传统二轨外交的拓展及专业化与精细化，其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与中国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传统高度契合，也响应了改变世界的实践诉求。谈及中国责任和个人角色，李永辉教授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的和平维护负有特殊责任，这与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担当是一体两面的。

　　最后，李永辉教授借《经济学人》近期文章观点指出，阅读兴趣的衰减可能加剧政治风险，而通过专业阅读与实践结合，或可探索出一条以知识促进和平建构的新路径。本次读书会独具匠心地选择《多轨外交》这一外交实践著作，正是一次超越清谈、直面现实的重要尝试，它将阅读与严峻的国际现实紧密相连，深刻体现出和平议题既是天下大事，亦是读书人不可回避的时代责任。

　　《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由资深外交实践家路易丝·戴蒙德与约翰·麦克唐纳合著。此书自问世以来，已成为颠覆传统国际关系与冲突化解领域的奠基之作。它彻底打破了“和平仅由政府通过秘密外交缔造”的陈旧范式，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与前瞻性的核心观点：可持续的和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由社会所有层面共同参与、有机协作才能实现。

　　本书最杰出的贡献在于构建了多轨外交的九轨道模型。此模型如同一幅精细的和平生态地图，系统性地解析了和平构建中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参与维度：

　　第一轨道：政府轨道。传统意义上的官方外交，由国家元首、外交官、军事人员通过正式渠道进行谈判、斡旋和缔结协议。

　　第二轨道：非官方专业轨道。由前外交官、学者、冲突化解专家等通过非正式对话、问题解决工作坊等方式，在幕后搭建沟通桥梁、建立信任、探索创新方案。

　　第三轨道：商业轨道。通过商业投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在冲突区域创造就业机会、建立相互依存的经济利益，为和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四轨道：平民轨道。草根阶层和普通公民通过旅游、学术交流、姐妹城市项目等个人交往，从根本上改变彼此间的负面认知与刻板印象。

　　第五轨道：研究培训与教育轨道。大学、智库和研究机构提供严谨的数据分析、理论框架，并为各方培训冲突化解与和平建设的实用技能。

　　第六轨道：社会行动轨道。倡导团体、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通过游说、倡议和施压，推动有利于和平的政策变革与社会觉醒。

　　第七轨道：宗教轨道。基于信仰的组织利用其道德权威、精神资源和社区网络，进行道德劝诫、调解与心灵疗愈，推动深层和解。

　　第八轨道：资助轨道。基金会、国际援助机构和个体捐助者为上述几乎所有轨道的活动提供至关重要的资金支持，是系统的血脉。

　　第九轨道：传播与媒体轨道。媒体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既能客观报道、传播和平讯息、塑造良性舆论，也可能煽风点火、固化偏见。

　　多轨外交模型的深邃远见，远不止于对这九个轨道的简单罗列。其精髓在于强调它们之间的动态互动与协同效应。本书引入的系统思维指出，这些轨道并非孤立运行，而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有机整体。真正突破性的和平进展，往往发生在多条轨道上的行动者朝着共同目标默契配合的时刻。例如，一项官方和平协议的达成，往往得益于非官方对话事先扫清了障碍、试探了底线，商业领袖为和谈创造了有利的经济与环境氛围，同时媒体进行了客观理性的报道。

　　这一框架极大地拓展了外交与外交官的定义。它有力地论证了学者、企业家、社区组织者、记者乃至艺术家，都与职业外交官一样，是和平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实践者，为每一个关心人类和平事业的个体与组织提供了身份认同与行动指南。

　　《多轨外交》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当今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区域纷争乃至社会内部撕裂的强有力分析工具。它促使我们超越头条新闻的表象，去深入分析：在特定的冲突中，哪些轨道被激活？哪些轨道缺失或受阻？不同轨道间的互动是产生了正向合力还是相互抵消？

　　本书的永恒价值在于，它坚定地传递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核心信念：和平是每个人的事业，而非少数精英的专利。它并非提供一份简单的操作手册，而是授予我们一套理解复杂世界、并找到自身参与位置的系统地图。对于任何致力于深刻理解国际关系、有效参与冲突化解与推动全球治理创新的读者而言，《多轨外交》都是一部必读的思想基石与行动源泉。

　　本书译者李永辉教授1959年9月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法学博士学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始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外还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监事、北京市高教学会国政研究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同时也是工信部、北京市等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咨询专家，曾入选“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和“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李永辉教授目前的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与外交、外交战略及公共外交。曾撰写和主持编写《联合国的历程》（合著）、《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多轨外交》（译著）、《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报告2011/2012》、《周恩来公共外交访谈录》等著作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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